妈妈生我咋那么早

与孩子们在一起已经有些日子了，每天看着他们的小脸蛋那么红、那么稚嫩，我真是嫉妒死了，羡慕死了，我嫉妒他们的年轻，羡慕他们生也逢时、活也幸福。在同样的金色季节里，他们可以享受童真，他们可以做到纯洁，而我却已经十分圆滑，尤其特别世故。他们可以静静地拖着腮帮看天边的白云彩霞遐想，自由地编织自己彩色的梦想，也可以踏实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汲取知识的营养，还不为儿女情长所累。而我却只能是永远输出，没有进步，由于经常愁肠郁结，人也过了中年，所以脸上的皱纹也深，胡须也长，镜子里的我已经很丑，很丑……
于是我在心中便无端地产生一种怨恨——妈妈您生我咋那么早？
妈妈生我是在1972年的大年夜，据说妈妈生我时是大出血，医生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在死神哪儿抢来了母子平安。1972年的年节据说很苦，大家都在围着柴火炉捡拾锅中屈指可数的洋芋蛋。因为妈妈是功臣，所以大家都在牙缝里为她挤出了些许的白面，这样我的奶水才有了保障。可惜好日子不长，我落地8个月大小时，妈妈就怀了老二，于是便没了奶水，我便开始学着吃玉米面糊糊和白面的泡馍馍。据说那时父母在生产队里的活计忙，我便成天被放在炕上。小时候的我很懂事，在炕上绝对不轻易乱动，所以屎尿也不张扬，大人回来了好收拾。不过刚学会走路的我却拉下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很喜欢奶头，就是动物的奶头也喜欢，看见狗妈或者猪妈卧着，我便跑过去拨开人家的亲宝宝，凑过去自己那感觉并不太一样的小唇……后来奶奶屡说及此事，眼里总都噙满了泪花，并且还说这种“恶习”一直延续到三岁我懂事。
接着后来我便开始离开大人独立生活。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母亲让我去学校报名，那时我才五岁，还穿开裆裤。可我究不知道报名是啥，却满园赶得公鸡无处躲。奶奶问我报名赶公鸡干啥？我骄傲地说：不是让去报名吗？公鸡不是会叫名吗？让公鸡去叫个名不是就报了名了吗？
我的自由是小姨首先约束了的。清楚记得是小姨领我去报的名。学校的老师问我家的成分（那时还是文革刚结束时期，入学是要问成分的）以及我父母的名字，这一切都是小姨替我回答的，我则躲在小姨的背后透过小姨的裤缝看老师。当时老师没有直接要我，说是太小，于是姑姑出面，好说歹说校方才勉强答应让我站读。说是那就让于是我就每天出没在学校与家庭之间，也不拉下一节课程。不过我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我没有课本，也没有固定的桌子、凳子，我的目的只是玩，有空位置我就悄悄坐了，没空位置我就默默地站着。作业可以不交，书可以不背，也落得自在逍遥。
然而我却无意间被冠了一个小“神童”的绰号。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辛苦了一天的爷爷无意间把我搂在怀中让我给他唱一首学校听的歌曲。我便一点儿也不含糊，开口唱了一首，真是一字不漏，一句不落，还很带感情。爷爷很惊奇，便又让我唱了几首，也是一样的效果。面目很疑惑的爷爷又考了我几个字，还让我背了几篇课文，还让我算了术，我都回答分毫不错，丝毫不差。于是爷爷就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小号。不瞒读者说，在期末考试中我竟然比正式学生都考得好，惊喜之余，老师便把我破格提拔为正式生，并结束了穿“开裤裆”的“耻辱”历史。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社会发生很大变革的年代，对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语文课本由原先的纯粹毛主席语录变为了小诗、小故事、小散文之类，开始的给生产队放牛变成了给自己家放牛。由于家口大，所以牲畜得养好多。要有耕的，还要有驼的，也要养猪、养鸡。这些都是张口货，需要大量的草食，所以回家书包一撂，我便气也不透一口地出坡了。待到夜幕降临的回家，牲畜肚子吃得“滚瓜圆”不说，连他们的夜干粮我也准备好了，积攒下来的是成山成山的“爽口草”，记得那时候我就叫得上山上几乎所有草木的名字，那些是牲畜爱吃的，那些是牲畜不爱吃的，那些可以养膘，那些可以增肥，都分得一清二楚。白天马牛在地里辛苦劳动，我和小弟则为它们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在爷爷眼里的神奇：爷爷当时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那次爷爷读姑爷（姑爷在康县一中当老师，他的文学功底在陇南市都小有名气）的回信时，有一个字不认识，向我借字典（是我自己采集草药换钱买的），我说：爷爷我帮你查吧！爷爷睁着圆鼓鼓的大眼睛望着我：你也会查字典？！哎呀，我们这娃！……
还有一次，爷爷为我家写中堂，我在旁边负责研墨，叠纸。爷爷在记忆里搜寻了半天，终于记起一首古文来，其中好像有一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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